《機場》描述了一個太空人,似乎是從遙遠的宇宙回來到希臘的機場。然而機場已成一片廢墟,杳無人煙。在機場裡,太空人凝視著廢墟,幾位穿著20世紀初期衣著的男男女女出現,彷彿時間的幽魂,在這已破敗的空間裡重演著過往的繁華。
當我們的反叛性被當作是魯蛇的憤世忌俗,甚至是精神醫學裡的病徵,又或者當我們的反叛被商業機制收買,變成一種標榜獨特性的文化商品,那麼這時代的叛逆、這時代的浪蕩子還能往哪去呢?
當大雨落下,大家紛紛避雨去。但這世上,有些人則選擇走進雨中,讓雨水洗盡鉛華,讓自己就只是自己。你有勇氣拋下一切,走進雨裡,好好地面對自己嗎?
就這樣,我除了將自由書寫的技巧運用在寫書的工作上,我也開始每天花30-60分鐘自由書寫。也許是寫日記、也許是寫讀書心得、也許是把我看日劇的所思所想寫出來。結果我發現,我一天生產個幾千字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且我也因此累積了很多文章
我覺得本本的《我失望透頂地滿意自己於一切賤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品,面對已臨近面前的黑暗、衝動、或者死亡,唯有透過那隻細字筆,或畫或寫,讓某種已蟄伏在身體裡的東西找到宿主,得以現身。
李歐納科恩曾說:「每一件事物都有裂縫,因此才會有光射進來。」
後來很多人引這句話當格言,用來勉勵在挫折中的自己。但這句話其實是勝利者的語言。真正在黑暗中的人是說不出這樣子的話的。
有越來越多的台灣漫畫家走向精緻化、文學化、藝術化的創作模式,而這趨勢也產生了幾個現象,例如,漫畫、插畫、繪本、藝術繪畫,我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
克里希那穆提認為所謂的思想,其實是由過去的記憶、情感、歷史、知識等所形成的,但這些東西都是片段、都是有侷限的。而這些記憶、情感、知識等等,其實也構成了所謂的「我」,因此當我們過度倚賴這些思想,其實就是過度執著於我。
Shenkman提出了很多的研究、實驗和社會觀察,他發現,同理心這件事並沒有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對一件事能否同理,實際和我們成長的環境和身分地位有很大的關係。同理心其實不能全然算是天性,社會的因素佔了很大的影響。
所謂的「中華民國美學」,這種出於生存需求的大眾美學,真的可以算是一種美學嗎?或者,我們可以問,大眾階級的美感一定真的是不好的嗎?
這場運動真的失敗了嗎?後來,日本的經濟開始高度成長,許多那個年代成長的年輕人,都會在職場說:「我當時是真的要去跟人拼命的!」這運動的影響,也許不是運動成功或失敗的問題,或許跟全共鬥或三島兩方的想望也無關。在兩方的掙扎中,很多情感與反思,都用不同的形式流傳了下來。
「熠」和「翳」分別有盛光與暗藏的意思,而這也呈現在他的畫作中。有攝影的吳柏賢,刻意將畫中的要角畫成類似攝影作品過曝的模樣,創造出迷離感。這種過曝、或者我所謂的迷離感,雖然讓我們觀看的人無法看清畫中角色的模樣,但在心理距離上卻以「光」的形式被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