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kman提出了很多的研究、實驗和社會觀察，他發現，同理心這件事並沒有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對一件事能否同理，實際和我們成長的環境和身分地位有很大的關係。同理心其實不能全然算是天性，社會的因素佔了很大的影響。

所謂的「中華民國美學」，這種出於生存需求的大眾美學，真的可以算是一種美學嗎？或者，我們可以問，大眾階級的美感一定真的是不好的嗎？

這場運動真的失敗了嗎？後來，日本的經濟開始高度成長，許多那個年代成長的年輕人，都會在職場說：「我當時是真的要去跟人拼命的！」這運動的影響，也許不是運動成功或失敗的問題，或許跟全共鬥或三島兩方的想望也無關。在兩方的掙扎中，很多情感與反思，都用不同的形式流傳了下來。

「熠」和「翳」分別有盛光與暗藏的意思，而這也呈現在他的畫作中。有攝影的吳柏賢，刻意將畫中的要角畫成類似攝影作品過曝的模樣，創造出迷離感。這種過曝、或者我所謂的迷離感，雖然讓我們觀看的人無法看清畫中角色的模樣，但在心理距離上卻以「光」的形式被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