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誠品於中山的地下書街舉辦了高妍的新作《間隙》分享會，並請來了馬世芳作為與談人。
高妍的氣質特別青春洋溢，一進場就吸引書迷們的目光。馬世芳則半開玩笑地說，高妍似乎特別喜歡找「文青大叔」對談。她是1996年出生，但他的文化養成，卻充斥著細野晴臣等七〇年代文化，這點連奈良美智都感到驚訝。
高妍與馬世芳其實並不是第一次交流。三年前《海邊的卡夫卡》告別時，馬世芳就曾遠端採訪過高妍，聊《綠之歌》與卡夫卡咖啡館。那次訪談馬世芳就印象深刻了，他說他只要丟一個題目，高妍就能侃侃而談，是最好訪的仿者之一。而這回是他們第一次實體見面，現場的互動也依舊輕鬆自然。
《間隙》的野心，與有效溝通的重要
馬世芳看完《間隙》後的第一個感想是：「野心有夠大。」四冊將近一千頁，卻只花兩年多連載。高妍沒有助手，所有工作都自己獨立完成，他形容這是「擺明要把自己累死的創作」。
而《間隙》內容更是龐大：從校園霸凌、戀愛關係，到台灣社會運動、歷史轉型，還拉出沖繩的故事。日治、戒嚴、太陽花、同婚公投、2022大選……每個題材都足以獨立成書，但高妍硬是濃縮進四冊裡。他甚至認為，這已經超越漫畫，更接近圖像小說。
高妍笑著承認，確實是巨大野心在驅動。她回憶，大學時第一次走上街頭參與運動時，認識了許多NGO組織，那時他就開始思考要怎麼跟不同世代族群溝通。她很快意識到：若只靠辯論、打筆戰，往往變成一邊在訓話、一邊在反駁的模式。但如果換成作品，故事本身能成為溝通的橋樑。她希望《間隙》能讓不同世代坐下來，不是被迫聽彼此，而是在故事裡跟角色一起經歷各種生活經驗。他認為這樣的體驗，比任何說教都有效。可以說整場新書分享會，如何有效溝通，是高妍一在強調與堅持的重點。
台灣的主體性不該建立在自怨自艾的悲情上
至於《間隙》的故事雛形與發想，則來自於他在沖繩的留學經驗。當時他懷著巨大的野心，想要在漫畫強國連載自己的漫畫，所以前往了日本。也就是在那時，他想起了2018年到2019他在沖繩留學的情況，那時他不時要和不同國家的人解釋台灣的國際與歷史處境。這自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外國人也很難真的感同身受。於是高妍興起了一個念頭，就是用漫畫畫出台灣的故事。他笑說，「如果今天有一個外國人跟我說，欸，你可以跟我介紹台灣嗎？那我就把這本書丟給他。」
然而在畫台灣的故事時，台灣的主體性是什麼，變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高妍說，在他和外國人解釋台灣的議題時發現，當他向外國朋友描繪了一些比較悲情的過往時，一來外國人不見得能感同身受，二來他們也會懷疑這是片面之詞，而想要聽另一方的說法。
所以高妍發現在創作時，台灣的主體性不能只建立在悲情裡。如果永遠強調受害者身份，就像在自怨自艾。所以他開始學會用更中性、更遠觀的角度去敘事，試著把台灣定位為積極的行動者。
從個人到社會集體的成長儀式
《間隙》故事中，女主角楊洋的成長，其實和台灣社會的成長變遷有著互文的味道。
馬世芳說，從《綠之歌》到《間隙》，高妍筆下的女性角色都有共通點：脆弱、渴望被愛，卻常常跌跌撞撞。他讀《間隙》的時候，常急得想對女主角楊洋喊：「快跟渣男分手吧！」他覺得楊洋太優柔寡斷、太不自信。不過他也承認，正因為主角這樣的個性，故事才顯得真實。
而這種不確定，其實是成長必經的狀態。作品不是要告訴你「怎麼做才對」，而是讓你在角色的掙扎裡，看見自己某個階段的影子。
其中一個細節很讓馬世芳感動：楊洋最後把前任留下的書籍、DVD帶去二手書店。這個舉動，是一種「儀式」。就算回憶仍在心裡，那些實體可以被處理掉，象徵自己真正告別了。
談到「儀式」，馬世芳也聊到2018年的同婚公投。那是很多人心中的創傷。在處理公投的場景時，高妍在故事中這樣畫著的：楊洋和朋友在臥室裡自製投票箱，票上只有「同意」選項，兩人投下象徵性的一票。這樣的小小動作，成為轉化焦慮的方法。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高妍其實試著讓嚴肅的國家社會議題能夠更貼近我們的生活。他並不是用照本宣科的方式傳達訊息，而是讓讀者透過故事角色的經驗，來感知社會與時代的氣息。
民主不是是由少數的英雄建立的
對於透過作品回應社會這件事，馬世芳感嘆，自己成長於戒嚴時代，課本裡全是反共復國，許多歷史不能公開討論。相較之下，高妍的世代能參訪228紀念館，課堂上可以直接討論白色恐怖。更重要的是，他們會追問「為什麼」，而不是把知識當成死板的課文。這種差異，正是世代之間最明顯的轉折。
對此，高妍表示在《間隙》裡，為了讓書中的歷史事件不要太生印、太刻板，他在故事中安排了鄭南榕，以及丸木俊、丸木位里夫妻畫家的故事，希望能讓讀者感到共鳴。
為了不讓這些真實的歷史人物變得刻板、變得像「英雄雕像」，高妍努力的想呈現這些角色的人性面向。高妍說鄭竹梅的一番話讓他印象深刻：鄭竹梅說希望大家記住他的父親鄭南榕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是子女們的父親、是家中的兄長、是日常裡的普通人。
所以高妍筆下的歷史人物，不會是「殉道的形象」，也不會是切格瓦拉那樣讓人仰望的視角。她想讓讀者明白：民主不是由少數英雄獨自完成，而是每個人都能在自己位置上實踐。
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人
提及台灣的處境，不可能略過中國因素。漫畫中，也有描述一位中國留學生的重要腳色。在剛登場時，他和楊洋針鋒相對，因國族認同大吵。高妍說，這完全來自她自己的留學經驗：以前聽到「中國人」三個字，就會本能地敵意湧上心頭。
但後來，她開始發現，對方並不是單一的標籤。他觀察到對方也會在意卡洛里，有自身的飲食習慣，有脆弱的一面。當對方從「中國人」變回「一個人」，交流才真正發生。
高妍承認，自己大學時在網路上很常和中國網民吵架，直到看到一些留言：「我們國家不是所有人都這樣。」那一刻她才意識到，不能因為聲音最大的群體，就把整個國家的人都否定掉。
或許，無論你出生何處，成長的過程中都會經歷各種挫折、被貼標籤、被壓抑、奮力尋求被理解……高妍說，《間隙》其實是一部「憤怒」的作品。但那不是暴力，而是青春期裡隱隱的不平之鳴：既憤恨，又渴望被理解。
台灣與日本讀者的差異
因為《間隙》最初是在日本連載，日本讀者成了第一批受眾。在閱讀第一、二集的台灣篇時，他們對台灣政治不熟，甚至分不清政黨，只能當成「一個故事」來讀。日本讀者反而因為距離，讀起來比較純粹。
但台灣讀者就不同了。每個事件都太熟悉，立場太鮮明，所以容易糾結，甚至在某些片段「讀不下去」。這也是作品在不同文化中產生的兩種效果：一邊是中性的故事入口，一邊是直面現實的鏡照。
但在第三、四集沖繩篇時，台日讀者的立場反轉了。甚至，還有很多日本人出現強烈的「羞恥感」：為什麼自己對沖繩歷史一無所知？
高妍認為，如果世界上有哪個地方與台灣的命運最相似，那就是沖繩。兩地都曾是殖民地，都被捲入戰爭，也都夾在大國之間。他提醒觀眾，歷史中太平洋戰爭最後一場陸戰本可能發生在台灣，只是最後落在沖繩。
她希望透過《間隙》讓台灣和沖繩彼此理解。因為當台海局勢升高時，沖繩必然也會被捲入。唯有理解彼此過去，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
你要成為怎樣的人？
最後，兩人把話題收回到身份。馬世芳說，成為台灣人不是命中注定，而是一種選擇。這塊土地從來不容易，從400年前到今天，都在衝突與矛盾中掙扎。但也正因如此，對於自己的身份與位置才需要不斷重新定義。
高妍補充，她在每一冊後記最後都留下一個問號，希望讀者帶著疑問離開。因為《間隙》不是給答案，而是讓大家思考：
我們要怎麼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我們要怎麼定義我們生長的土地台灣？
附錄1：此書為什麼要叫《間隙》？
高妍在分享《間隙》書名的由來時，提到他最初就已經決定要將作品命名為「間隙」。「間隙」這個詞源於她學日文的經驗，原意是物體或時間間的空隙，例如「スキマ時間」指零碎的可利用時段。她也將後搖滾音樂中的「空拍」視為「間隙」，尤其喜歡音樂中計算性的留白，還因此創立了名為「間隙」的播放清單。另方面，他也借用英語「gap year」的概念，將自己在沖繩的留學經驗視為人生中的「間隙」，既是逃避，也讓她體驗與探索自我。某方面來說，「間隙」不只是留白或空檔，也是讓自己日後面對相同問題時，得以更成熟心態回應的契機。
附錄2：創作最痛苦的地方是……？
高妍回憶創作的過程中，每一天都在問為什麼還沒畫完，然後就覺得很痛苦、很累。他常常處於密集工作的狀態，幾乎每一天都畫超過10小時到12小時，基本上只要睜開眼睛到閉上眼睛，都是在畫畫。「所以你們可以想像，要在兩年內畫完這一千頁，就是，真的就是在削我的壽命。」
高妍自嘲，要大家不要再問他什麼部分最痛苦，因為全部都很痛苦。但他也說，只要作品能讓讀者有好的反饋，他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附錄3：《間隙》有影視化打算嗎？以及之後的作品？
高妍被問及是否有跨領域做其他創作的打算時（例如寫書、演戲等等），他說他不會排斥做其他嘗試，但是繪畫的創作才是他真正專業的地方。
至於被問及《間隙》是否有影視化的打算，高妍賣了個關子，一切敬請期待！
最後，高妍也說《綠之歌》、《間隙》是青春三部曲的兩部作品，所以讀者們不妨期待新作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