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心理創傷不再只是個人層次的事
陰影、心靈創傷會遺傳嗎？
這是心理學上常被討論的話題之一。如果以個人的層面來看，也許會覺得創傷遺傳給下一代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歷史的悲劇、文化上的歧視等，他會集體的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留下陰影，並且常常不容易被指認出來。
《文化幽靈》便是一本談歷史文化如何在人類心理上留下陰影與情結的一本書。
《文化幽靈》的作者塞繆爾金布爾斯是一位美國的榮格派的分析師。在傳統榮格的心理學理論中，其實比較偏重個人心靈的層面，很少談到社會、集體的層次。即便集體無意識有個「集體」二字，但他談的其實還是很超驗層次的論理。
所以金布爾斯他執業的時候，會發現既有的理論架構不足以解決個案的問題。種族歧視、階級不公等社會性造成的創傷，有必要透過補充、拓展既有的榮格理論來解決。
於是金布爾斯將原有的情結理論做進一步延伸，探討了集體的情結與陰影，發展出「幻影敘事」的理論，希望透過這個理論架構，將那隱而不顯的文化創傷捕捉出來。
幻影敘事：找出像幽靈般的情結的理論工具
《文化幽靈》一書原文書名其實是「幻影敘事」（Phantom Narratives），不知何故中文書名改稱為「文化幽靈」。Phantom和fantacy在字根上同源，phant、fant有「顯現的事物」的意思。在此書的脈絡中，他指的是一些奇幻、玄異，如幻影鬼魂般的心靈意象或敘事。
要言之，我們人的內在可能有些陰影、情結，他無法很開誠佈公的明述，而是透過委婉、幽微的方式傳達出來。因此我們似乎無法看見他具體的身影，但他卻如幽靈鬼魅般隨侍在側，影響著我們。而「幻影敘事」就是一個分析這有如靈魅的心靈產物的工具。
在《文化幽靈》一書中引了許多案例來說明幻影敘事這件事。然而因為文化脈絡的不同，我認為台灣的讀者不一定能馬上熟悉與理解書中所提的故事。在閱讀過程中，我也一直在想有沒有台灣自身的案例可以來做理解。
用GPT搜索了一下，黃錦樹提出了許多案例，例如李昂的《殺夫》、陳耀昌的《傀儡花》等，分別用了幻影敘事描繪出白色恐怖與殖民統治所遺留的歷史陰影。我則想找更為通俗流行、更為人所熟悉的案例。
以《危險心靈》為例，分析那些幽幻奇想的意義
不知道這案例算不算數，我想到了《危險心靈》這齣很多人喜歡的劇集。這齣戲描述的教育場景，是許多七、八年級生的共同成長經驗，那是在填鴨式教育、升學教育的體制下，許多年輕的靈魂被教育體制壓抑的狀況。這裡頭所謂的好學生、壞學生隱隱含藏著社會階級的不公與歧視，老師與教育官員間的權力競合更赤裸的展現出社會位階間的爾虞我詐。
對我來說，這齣戲最為奇幻的一景莫過於最後一集，學生與校方、乃至教育官員的對峙中，激烈的抗議場景在主角謝政傑的奇想中，突然搖身一變，變成了大型歌舞劇：所有的學生、對峙的師長、官員、警察、煽風點火的媒體、社會大眾等，都在舞曲中共舞了起來。
這個既奇幻、又荒謬的場景，我覺得就有了幻影的味道，那是一種被壓抑的願望與情感，以反轉的荒謬形式暴露出來。然而這種天真的幻想，對應著緊接而來的社會現實，那種蒼茫與失落，反而讓這奇想變得像惡夢一般。
這樣帶有奇幻色彩的表現手法對於這部作品有什麼意義？假若沒有謝政傑的奇想，整部戲大概就會順順的在學生抗議衝突被鎮壓下收場結束。這大概會像現實社會中大部分的陳抗活動一樣，大多都在一時喧嘩下歸於平靜，然後各自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然後我們會不時懷疑，我們曾經那麼投入、那麼激情，是否真的改變了什麼？
而謝政傑的奇想，則彷彿隱隱告訴所有觀影者，那份盼望一直都在。現實越現實殘酷，那份奇想就讓現實變得越加荒謬。這奇幻色彩的敘事，讓我們不再那麼理所當然的接受現實，我們暗暗感受到有什麼是不對勁的。
你是什麼時候失去純真的？當社會化做為一種異化
其實像謝政傑這樣抵抗升學教育體制的小孩，大概會被很多成人說是白目、沒社會化。然而《文化幽靈》裡有一段引了Hooper的觀點，提及了社會與文化的力量是如何造就人內心的情節與陰影：
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社會的、文化的以及溝通的編排 (arrangements)所產生的存在與限制，因為目前這些編排並沒有被感知到（不「為人所知」）；若是有所感知，也沒有被承認 （「拒認」）若是有承認；也不會被當作是有問題的（「原來就是如此」）；若是被當作問題，也不會以適當的超然和客觀的方式受到看待。
這段敘述讓我非常有感觸，其實人在長大的過程中經常會遇到類似的處境，以《危險心靈》為例，劇中謝政傑不想因為升學而犧牲音樂課、不想參加班導的課後輔導，因此遭到校方的排擠。在升學的集體氛圍下，大家沒有感知到制度的不合理（不為人所知），即便知道了，也認為大環境就是如此，要謝政傑接受，這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文化體制所造成的心靈傷害。
失去肉身：台灣自身的文化幽靈
文化幽靈一書中為什麼要提出幻影敘事？為什麼說這樣夢境、這樣的書寫像是幽靈、幻影？因為在作者金布爾斯的實務經驗裡發現，在政治、社會的壓迫下，有許多人心靈的創傷是無法言喻的，那些陰影、情結就像幻影幽靈一樣，既不具體存在，卻又讓人惴惴不安。
這種「無法言喻」，有時不僅僅是個體心靈的症狀，而是整個文化族群的失語。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台灣在民主出啟蒙、剛能進行總統民選時，當時很多人用「摩西渡紅海」的神話來比喻台灣的處境。這其實就是一種失語的狀態，因為沒有自身的神話，而只能引用他人的神話。
這種缺乏自身主體性其實一直是台灣的處境。傳統台灣歌謠一直給予人悲情的味道。這種悲情，常常不是有一個「我」在訴說「我有多悲苦」，而是經常在哀嘆究竟有沒有人能聽到「我」的悲苦。例如《雨夜花》、《黃昏的故鄉》等都流露出這樣的氛圍。
我很喜歡伍佰的《空襲警報》、《蹦孔》也是傳達出類似的意念。《空襲警報》點出了台灣失根的歷史情境，而填補空卻的竟都是其他國家。而《蹦孔》，則唱出了在失語、失根的情境下，似乎怎麼做、怎麼發聲都違和的難處：
磞孔看出嘛有媠 毋知影這馬是佗位
磞孔看入來嘛有媠 毋知影這馬去佗位
在這種失根的情境中，台灣這數十年來一直在尋找、建立自己的主體性，試圖創造出自身的認同與論述。然而這過程中，也同時會面對諸多的打壓。這些打壓除了來自中國、也來自了傳統黨國意識形態、舊知識份子、舊權貴的挑戰等。
尤其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許多台籍知識份子被打壓、加上語言政策的壓制，這也致使許多台灣的知識份子在建立自身主體性時，也經常無形中感受到黨國時期的精英的威脅。這些歷史，造就了當代人在重建台灣的主體性時，對於打壓的行為會特別敏感。
但當有一群台灣人試著重建台灣主體時，台灣內部也同時有一群人感到失落被遺棄。有些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族群，他們的歷史經驗迥然不同，在台灣意識建立的過程中，他們不見得有同感，甚至可能覺得被排擠。又或者有些舊一輩的知識份子，在面對新的教育體制、新的價值觀、新的研究方法等，他們會疑惑自己是不是被遺棄，甚至進而質疑建立台灣主體意識的主張。
於是不同的族群、不同權力間掙扎的過程，竟又再次複誦了《蹦孔》一曲：在這座漂浮的島上，每一個人都是漂浮的，誰都失去了自己的根，誰也無法預視未來的景象。結果彼此都怯於發聲，當隱忍過頭終於發聲了，卻又過於喧嘩而傷了誰。此般弱弱相殘的失語狀態，大概就是台灣的文化陰影吧。
題外話，我對於譯者序的批評
出生社會與文化研究的我，自然是喜歡《文化幽靈》的。他把本來偏向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心理學理論，加入了階級、種族、文化、社會的視野，讓心靈的傷害更加的有血有肉。
但我卻很不喜歡王浩威的譯者序。王浩威在譯者序中提到，他遇到了香港年輕人在抱怨台灣如何不把香港人當自己人云云，繼而提到了他對台灣的悲觀。
我相信香港朋友必定有他的情感故事，也無需否定。但我認為王浩威在譯者序中缺乏案例的具體說明，無法讓人知道他是怎麼得出他所謂悲觀的論點。
但我在想，香港的朋友會不會是將中共造成的陰影投射在台灣之上？而王浩威本人會不會是將自身既有的教養、價值觀，在面對新世代的挑戰後，將之投射在台灣的時局上？我不知道，只能推測，畢竟他本人提供的線索太少，少到其文字像是粗暴的政治語言。
我認為王浩威缺乏了一點同理心，他不知道在台灣每個靜默的、嘶聲怒吼的，可能其實都一樣失去自身的主體。台灣在失語數十年後，當他試圖要發聲時，經常要面對各種權力的的挑戰，彷彿自身的存在一直被質疑，無法取得合理化（legitimation）的過程。我相信對許多台派人士來說，王浩威那如政治投書般的譯者序，竟也像是壓抑眾聲的文字篇幅。於是諷刺的，一個屬於台灣的文化的幽靈，竟也藏身在譯者序中。但也許，王浩威他們自身也在尋找自身的定位，尋找自己的合理化歷程吧。
但無論如何，我認為譯者序、推薦序等都不該反客為主，藉著他人的個人著述來張揚自身的想法。譯者序、推薦序應該是引導讀者、吸引讀者進一步閱讀著作，而不是用來炫耀或宣揚自身理念的地方，這對原作者很不公平，甚至可能達成反效果，降低了讀者閱讀該書的意願。我想，譯者序的喧嘩，或許也傷害了某些台灣人，至少，傷害了這本書。
